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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1927-1930)

历史上的厦门大学天文学系(1927-1930)
――兼纪念余青松先生
罗舒    卢炬甫
(厦门大学天文学系  厦门361005)
摘要    历史上的厦门大学天文学系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学系之一,由余青松先生担任系主任。这是我国现代天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关键词  天文学史,厦门大学天文学系,余青松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1. 引言

厦门大学于2012年11月26日复办天文学系,成为继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之后,我国现今设有天文学系的第5所大学。
之所以称“复办”,是因为厦门大学于1927年9月曾经设立天文学系,但于1930年9月停办,前后只有3年。大约由于存在时间很短,且年代较早、史料散失,历史上的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现已鲜为人知。余青松先生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伟绩值得后人敬仰,而他在此之前曾是厦门大学天文学系首任主任的史实也应该被记取。

2. 相关背景

上世纪初期的中国,清王朝的覆灭标志着漫长封建社会的终结,五四运动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但是,国家没有统一,军阀在割据和混战,欧洲列强和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仍在步步进逼。在这种希望与危机并存的关头,一批清朝末年或中华民国初年出国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来,他们与国内的志士仁人一起,试图以发展教育和科学来使祖国复兴。
这些海归学子中,有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前辈高鲁、蒋丙然、余青松、张钰哲、陈遵妫等,他们都是福建人。这在我国天文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但又并非偶然。我国近、现代史上首先睁眼看世界的精英人物中,林则徐、严复、陈嘉庚等也都是福建人。这大约是由于福建人有敢于出洋冒险的传统,也与福建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关。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最早的几个大学天文学系幼苗破土而出。1917年,济南的齐鲁大学首先创建天文算学系;1927年初,广州的中山大学将数学系改为数学天文系(这两个系中的天文学部分后于1952年合并成为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厦门大学设立天文学系,晚于齐鲁大学,也略晚于中山大学。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关当时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的最早文献,是1929年4月6日即厦门大学8周年校庆时编印的《厦门大学八週纪念特刊》 [1]。本文中的原始资料主要取自这一珍贵文献。

3. 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和第二任校长林文庆

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高尚品德和彪炳业绩,是我国史上空前的,迄今也无第二人可比。厦门大学和同由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村各专科学校(现已合建为集美大学)、厦门集美中学、厦门翔安一中的师生均尊称他为“校主”。
文献[1]的“本校经费”一节里这样写道:“本校经费,向称宽裕,以校董陈嘉庚先生之热心教育,慨捐钜款,历年接济之款项,常较多于所允许之数”;然后列出1921年1月至1929年2月这8年的经费收支,收入合计2853582元,其中陈嘉庚捐款2641336元,占了92.56%;支出合计2850762元,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亦堪称道。
林文庆先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一生多彩多姿。他也是福建籍人,1869年生于新加坡,少年时父母双亡;1887年作为第一个获得英国女王奖学金的中国人赴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成为名医;回新加坡后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曾任新加坡立法院议员;后加入同盟会,1912年应孙中山先生电召回国,任孙先生的秘书和医生,又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外交部顾问;曾创建新加坡华人商业银行,是新马华人金融业的先驱;还引种巴西橡胶到南洋种植成功,被陈嘉庚先生尊为“南洋橡胶之父”,嘉庚先生就是在他影响下开始经营橡胶业,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1921年7月,林文庆先生接受陈嘉庚先生的聘请,出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至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时卸任而返回新加坡;1957年去世,遗嘱将他五分之三的遗产和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捐献给厦门大学。
林文庆先生担任厦门大学校长16年之久,是厦门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位于厦门岛上荒凉一角的厦门大学能成为当时规模宏大、学科齐全、全国闻名的“南方之强”,林先生功不可没。创建天文学系,在林先生对厦门大学的诸多贡献中也许只是并不算很大的一桩。

4. 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的创建和首任主任余青松

文献[1]“理科概况”一节里明确记载:“ 十六年(即1927年)九月,复添
一天文系…现本校理科,计设有算学、天文、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地质等七系。”
文献[1]还有多处讲到天文系及与之相关的天文台、气象台:
  • “并拟建筑一完备之天文台,一俟筹有的款,即可兴工…”

  • “十六年十一月黄廷元先生捐款一万元,为本校建筑天文台之用。”

  • “其余如图书馆、天文台,业已筹备就绪,不久即将兴工。”

  • “十七年(即1928年)四月十三日向Carlowity Co. 购天文台仪器。”

  • “天文系附设气象台一所,每日测记气象三次,与北平青岛上海等处天文台彼此交换所得结果,以为互相考证之用。”

  • “该系(指天文系)所有仪器等,在天文台建筑未竣工以前,暂置于化学院三楼气象台内。”

  • “天文系虽成立未久,但仪器方面,亦颇可观,其中如四吋径之天文望远镜、浑天仪、太阳系自转公转表示仪器等,亦均为贵重之器。”

  • “气象台内…尚有口径四吋之天文望远镜一架,除供天文系学生实验外,兼作窥视天象之用。”

可见当时(截至1929年4月)的情况是,天文系已经设立;天文台已在筹建,并购置了一些仪器,但没有动工兴建;气象台则已在工作。
主持这一切的是谁呢?文献[1]在“气象台概况”一节里写道:
“十六年秋聘请余青松先生担任本台筹备主任,余氏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天文物理博士,曾发明一种以光带测量恒星距离之新方法,对于天文一科,造诣颇深,本台深庆主持得人…”(这里的“光带”应是光谱);
在介绍学校教职员时,首先是包括气象台在内的直属机构的“职员一览”,其中写有:
“余青松,气象台主任,美国海里大学(应为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土木工程师,比司堡大学(现常译为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理科硕士,加利福尼亚大学天文物理博士,毕业后聘为加利福尼亚立克天文台(现规范译为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研究侣二年”(这里的“研究侣”,我们猜想是Research Associate;但据里海大学的著名校友介绍 [2]:“Dr. Yu w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Berkley Observatory before he was appointed a full professor at Xiamen University in 1927”,余先生是Research Scientist,不过其中的Berkley Observatory是Lick Observatory之误);
然后在“理科教员一览”里写有:
余青松,天文系主任,天文学正教授,见职员表”。
以下一段关于余青松先生的资料取自文献[3]:
余青松,1897年9月4日出生于福建同安(今厦门市同安区)。1918年赴美国宾州里海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1921年获学士学位。1922年到匹兹堡大学攻读天文学,完成了“天鹅座CG星的光变曲线和轨道”的硕士论文。随即到利克天文台做研究,对91颗恒星作分光光度测量,后被评价为恒星能量分布研究中的里程碑式工作;提出一种新的测定A型星绝对光度的光谱方法,后被称为“余青松法”;1926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Berkeley分校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On the Continuous Hydrogen Absorption in Spectra of Class A Stars”。
余先生于1927年9月学成回到家乡时是30岁整,风华正茂。上述厦门大学天文系建设、天文台筹建和气象台运转的工作,正是他在主持。此外,他在厦门大学继续自己的天文学研究,1928年在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第8卷第4期上发表过题为“Finding the Distances of Stars with the Spectroscope”的论文。他还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申报》1928年6月3日第12版登有:“厦门专电:厦大教授余青松,奉大学院派,出席七月五日在荷兰开会之国际天文学会”;该报1929年4月21日第9版登有:“厦大天文系主任余青松,定二十一日附轮赴暹罗,参与世界观察五月九日日蚀,并赴巴达维亚铣(十六日)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
《申报》所载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于1929年5月16-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余先生在会议期间的5月20日和会后的5月29日,曾两次去了爪哇岛上的茂沙天文台(Bosscha Observatory),回国后写了一篇详细的考察报告 [4],其中写道:“凡欲建立一设备完善,又适于研究之小天文台,应以茂沙为模范焉”。这应该就是他对厦门大学天文台的设想。
但是,除了这些很有限的资料外,我们无从了解当年林文庆校长是如何知道余青松先生、如何聘请他、在他应聘到来后又如何共事;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的天文学系是否还有余先生以外的教员,我们甚至猜想这个系根本就没有招收过学生。余先生对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的建设一定是有宏图在胸,由上述关于茂沙天文台的考察报告可见一斑;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施展,因为他在厦门的时间太短了,还不到两年就离开了。

5. 余青松的离开和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的停办

1928年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高鲁先生出任首任所长,并立即致力于筹建该研究所的天文台;但是,同年底,他被国民政府委派为驻法国公使。经他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杏佛推荐,余青松先生于1929年7月从厦门来到南京,成为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并立即着手建造紫金山天文台,历时5年而于1934年9月1日落成(后发展为今日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余先生以其天文学和土木工程学的双重功底,亲历亲为,主持建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化天文台,也是当时东亚最好的天文台;这一美轮美奂的建筑群后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也曾参加紫金山天文台建造的陈遵妫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天文学史》中写道 [5]
“公元1927年余青松回国后,在厦门大学任天文学教授两年,曾计划……建天文台。”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赤道仪室,就是用他在厦门大学拟草的天文台图样。”
余青松先生关于厦门大学天文台的蓝图,经过转移和放大,终于在紫金山上实现了。
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不久,日寇入侵,南京沦陷,余青松先生和天文研究所迁到昆明。他和同仁们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竟能于1939年春在昆明东郊的凤凰山又建起一个新天文台,即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凤凰山天文台(后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余先生一人主持创建一个大学天文学系和两个天文台、并留下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功绩,在我国现代天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余先生于1941年初离开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于1947年再度出国,并且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领导曾指示邀请余先生回国工作)。他出国后曾任职于加拿大、美国的多所大学,1967年从胡德学院(Hood College)退休,1978年在美国马里兰州辞世。(以上三段资料均取自文献[3])
国际同行记得余先生对天文学事业的功绩。例如,余先生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胡德学院将1967年的年鉴“试金石(Touchstone)”特别献给余先生;美国哈佛天文台(余先生也曾在那里工作)于1987年将新发现的第3793号小行星命名为“余青松星”。
对厦门大学来说,余先生1929年7月的离开是重大损失。据《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附录的大事记 [6],天文学系于1930年9月停办;这个记载应该是合理可信的,但我们没有找到其原始出处。
聊可补充的是,余先生离开后的厦门大学,一段时间里仍有天文学的余脉可寻:
  • 还在努力筹建天文台。1930年3月20日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厦门大学调查本校天文台”的文章,文中称:“福建厦门大学原设有气象观测台一所;现闻本校建有天文台,设置完备;特于昨日备附调查表随函送校,请照填复,藉资参考等词前来;闻本校昨已将表转发天文台主任张云查照填送云。”我们不知道是谁在余先生之后主持此事,只知道厦门大学天文台还是未能建成。

  • 还在开设天文学或与之相关的课程。1930年度厦门大学各系的课程表中[6],数学系选修课有“天体力学”和“普通天文学”,物理学系选修课竟有当时绝对是最前沿学科的“相对论”。我们也不知道那些可敬的任课教师的姓名。该课程表后附有说明:“天文系因初办未列入其中”;我们由此猜测,天文学系没有独立招收过学生。

  • 培养出了一些杰出的天文学人才,例如:

李鉴澄(1905-2006),1925年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就读期间选修了天文学课程,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余青松先生嫡传、并且很赏识的弟子。经余先生举荐,他也到了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参与了紫金山天文台创建的全过程;后来对建设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北京天文馆和长春等地的地震台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在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很多天文学研究成果,还非常重视普及天文学知识,是新中国第一本天文学科普刊物《天文爱好者》的首任主编。他享年101岁,是我国近、现代天文界的首位百岁老人。
刘朝阳(1901-1975),1923年入厦门大学教育系,兼攻数学、物理、天文诸科。他曾在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四川华西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江西大学任教,还曾任青岛观象台研究员、抗战时内迁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研究员等。他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于理论物理和天文历法造诣颇深,英国学者李约瑟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附录了他的“史记天官书考”、“殷历质疑”、“年代学”等论著12篇。

6. 结语

厦门大学天文学系从1930年停办到2012年复办,中断了82年。其间的厦门大学和全中国一样,也经历了沧桑巨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刚接替林文庆先生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先生(也是福建人)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赶在1938年日寇侵占厦门之前,迁到福建西部的山城长汀。部分图书和仪器设备也运抵长汀,其余存于鼓浪屿、漳州、龙岩等处。仅此一劫,对文献资料造成的损失可以想见。有关厦门大学天文学系的历史资料,现在已是很难寻觅了,因而这个系诞生后那三年的种种细节,现在已经显得模糊不清。但是,厦门大学曾经建有我国最早的天文学系之一,余青松先生是这个系的首任主任,这两点基本事实是确凿无疑的。
致谢  苏洪钧、刘炎二位先生仔细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许多重要的改进意见,还提供了有关余青松先生的许多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 厦门大学八週纪念特刊,1929年4月6日编印(厦门大学图书馆现有电子影印版可供调阅)
[3] 刘炎,余青松――紫金山天文台的建造者,2012年11月27日在厦门“我国天文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论坛”上的报告
[4] 余青松,爪哇茂沙天文台一瞥,中国天文学会会报,1930年第7期,第119页
[5]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891页
[6] 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洪永宏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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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t ASCL feel there should be a formal on-line reference library for these source codes. We feel the advantages are at least three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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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L is not meant to compete with journals, but to complement them. Journals do not usually publish source codes, and ASCL will not publish papers. In fact, to be archived in ASCL, astrophysics codes must have been used to generate results presented in (or submitted to) a refereed astronomy or astrophysic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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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中教堂

 

中国云南西北部,三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江在这里由北向南并肩奔流,是为“三江并流”。居东的一条是金沙江,即长江的上游。居西的一条是怒江,流入缅甸后成为萨尔温江。居中的一条是澜沧江,也流出中国成为湄公河。澜沧江与金沙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与怒江最短相距不到19公里,却都阻隔着崇山峻岭。三江之水互不谋面,恐怕也听不到彼此的呼唤。
 

“三江并流”地区的奇观之一,是在高山深谷中、荒村野寨里散布着许多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其中最大的一座位于澜沧江边的廸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曾经是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云南铎区主教座堂。(本文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在中国的称谓。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宗教卷》,基督教分三大派,一是罗马公教,在中国亦称天主教;二是正教,亦称东正教;三是新教,在中国通称基督教或耶稣教。)
 

我去看茨中教堂是在2009年4月。去那里并不容易,好在我有一位在廸庆州里工作的老朋友,是傈僳族人。他准备了一辆越野车,并且全程陪同。我们从州首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县城启程(我更喜欢这个县的朴实无华的原名——中甸)。若是抓紧,到茨中再返回可以两天完成。我更愿意宽松一点,于是行程改为三天。
 

早餐后出发,先沿214国道朝西北开一小段,到尼西乡,离开国道掉头向南,进入金沙江谷。海拔高度和道路质量都在迅速下降,一直俯冲到一个名叫其宗的村子,那里有桥过江。然后向西翻过云岭山脉,进入澜沧江谷。掠过维西县城而不入,沿江一路往北,到叶枝乡停下过夜,那里有我朋友以前的学生。
 

这一天全在赶路,在两条江的峡谷里盘旋上下,有时贴近江面,有时在百丈悬崖上。山路狭窄,对面有车来时,双方都得小心避让。司机是个藏族小伙子,敦厚可爱,山谷行车如闲庭信步,不时唱上一首歌,还和着节拍晃动身躯,把我吓得心惊胆战。

第二天上午大约10时就到了茨中村,江边半山腰的一个小村子,一眼就看到了那座在农舍中“鹤立鸡群”的教堂。我见过许多更为高大雄伟的教堂,但在荒谷里突然看到这么一座,恍若海市蜃楼。
 

进大门到院子里,寂静无人,教堂的全貌展现眼前。这确是一座所谓“中西结合”的建筑,正面的钟楼分三层,一层拱门上的十字架清楚地显示着身份,上部却没有刺破青天奔向上帝的尖顶,而是飞檐翘角的中式亭阁。入堂内,正中也是圣坛和耶稣像,但两旁的对联又是中国特色:
 

“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堂外有人闻声而来,是位神父。他很热情,打开堂内所有的电灯让我们细看各样陈设,特许我们登上一般游客不让上的钟楼远眺周边景色,然后邀请我们去他的住所坐坐。
 

院子里除教堂以外的三面都是二层的楼房,神父住在楼上的一间。他说自己是唯一常住并管理教堂的人,几个月前由教会派来。他有电脑可以上网,有时教友来聚会,有时“驴友”来观光,他都接待。他带我们看了楼上的其它房间,有客房、厨房、餐厅,墙上贴着客人食宿的价目表。
 

神父拿出当地制作的葡萄酒招待我们。那酒不浓、稍甜,味道介于干红和葡萄汁之间。我早听说,是外国传教士把葡萄种子、葡萄栽种技术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带到了这里。教堂周围的确都是葡萄园,从钟楼和神父住所都可望到。神父说,葡萄园里还有两座传教士的墓;我问能去看吗,他说葡萄园是村里管,他也进不去。
 

我们起身下楼,在院子里走动。我随意走进楼下一个房间,眼前的景象使我大吃一惊:四面墙上密密麻麻挂着照片!房间里光线不大好,我定睛看去,有数百张之多,全是人物的黑白老照片:有单照,有合影;有长髯老者、有窈窕淑女、有翩翩少年;有的站立,有的骑马;有的应该是中国人,但更多的却是西方人,其中有的显然是传教士,还有一个像是印度人。
 

我问神父这些照片的来历,他一无所知。在一座这么偏僻的教堂的一间斗室,竟然聚集了这么多人的照片。他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在这里停了多久?为什么把自己的照片留在这里?现在又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但我相信,每一张照片后面一定都有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应该都与这座教堂有关,不过恐怕都已埋没在如这个房间般幽暗的历史里了。

我也不知道这些照片里有没有那两位在院外葡萄园里长眠的传教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是一群非同寻常的人。他们不远万里,历尽艰难,敬业尽职,甚至死在异乡。他们胸怀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才是力量。但是,他们的功罪难以评说。有人说他们给落后地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文化侵略者、殖民主义先遣队。

宗教本都宣扬和平、友善、仁爱,但宗教却又常常有血、火、战争伴随。茨中教堂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例。
 

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云南西北地区,据说试图由此进入西藏。但是当地的藏传佛教势力强大,天主教士的工作遭到抵制。1905年发生维西教案,民众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十来所教堂,杀死了两名法国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境内发生大小教案共约五、六百起,义和团运动堪称其中最大的一次。相比之下,西南边陲的维西教案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受尽列强欺辱的满清政府依然出兵镇压自己的子民。今天恐怕没有人确切知道清兵杀了多少人来为那两个法国人偿命,只知道有三座藏传佛教的大寺庙被烧毁,法国教会获得赔款。赔款用于兴建茨中教堂,1921年竣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茨中的据说是第16位西方传教士被驱逐出境。那个法国人和自己的前辈一样骑上了毛驴,不同的是前辈从南方来,他却向南方去。教堂被改为小学,直至改革开放后还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谢过神父,踏上归程,当天到维西县城住宿,第三天回到香格里拉县城。

我已三次去过“三江并流”地区,以茨中教堂为主要目标的那三天是其中的一次。我在三江峡谷的其它亲历,意料中和意料外的,以后再慢慢道来。

 

钓鱼城

中国历史上有无比漫长的封建社会,其间汉族人建立的宋朝在经济、技术、文化上都达顶峰。据说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的一大半;中国古代的四大技术发明有三项归于宋朝(即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另一项即造纸归于东汉);以苏轼为首的群星在文学艺术的天空光芒四射,宋词和唐诗并列为影响最广的中华文化瑰宝。宋朝人还有一个特点,很会享受生活。大艺术家宋徽宗一定觉得琴棋书画比做皇帝的工作快乐得多。《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北宋都城汴京(开封)的普通人生活景象令今天的文人和“小资”向往。

这一切都很好,但有一样不好,就是北方的邻居不让他们好。同样面对北方的异族入侵,汉朝和唐朝都曾大气磅礴、战而胜之,遂分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但是,到了宋朝,在辽、西夏、金、蒙古(元)的轮番侵略面前,真是“秀才遇上兵”,那样软弱、畏缩、窝囊、屈辱,一步步败退,直至灭亡。宋朝存在了319年(其中北宋历167年而亡于金,南宋又历152年而亡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所以还能有这样的寿命,应该说多亏那些异族政权内部的动乱和腐化,因而战争时断时续。不然的话,“武功”尽失的宋朝恐怕就不会有时间来成就自己“文治”的辉煌了。
 

当然不是说宋朝对外侮完全没有抵抗。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曾在抗金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不止于此,在当时南宋版图西部的一个角落,曾经有过一场不可思议的抗蒙胜战。几个名气远不如岳飞的将军,率领一群完全没有留下姓名的军民,扼守孤城抵抗所向无敌的蒙古大军,居然坚持36年之久,甚至打死了蒙古的最高统帅。这帮小人物的胜利,不仅延缓了南宋的覆灭,而且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嘉陵江汇入长江的地方,是重庆市区的朝天门码头。重庆市的西北部有其所属的合川区,嘉陵江在这里接纳了自己的两条支流渠江、涪江,三条江把合川的东部围成一个半岛。半岛地势隆起,形成一座山,名叫钓鱼山。山上有座城,就是钓鱼城了。

这座城是公元1243年由当时南宋的四川最高长官余玠下令建造的。在此之前,成吉思汗已经建起了东临日本海、西抵黑海、南达黄河、北越贝加尔湖的大蒙古国。南宋曾与蒙古联手灭金,算是报了北宋被亡之仇,但自己的锦绣江山随即成了“盟友”要吃的肥肉。蒙古对南宋战争的初期战略是优先攻蜀,大约一是因为四川是南宋的富庶之地,每年财赋收入占全国的将近三分之一;二是可由四川沿长江顺流而下,以图东南。余玠正是看准了合川屏障重庆的战略地位和钓鱼山的险要形势,遂在此构建了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  

钓鱼城城区面积约2平方公里,城墙长约8公里。城中军民抗击蒙古军队的战斗大小数百次,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与蒙哥汗的直接较量。
 

公元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率军亲征钓鱼城。蒙军在二十万人以上(不要以为都是蒙古人,其中许多士兵乃至重要将领是汉人,须知当时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幼加起来不过一百万人,蒙古军人总数不会超过二十万);宋军守将是王坚,有正规军四千余人,加上地方军、民兵等,总兵力约二万人。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激战半年,结果却是蒙哥死在城下。具体死因则众说纷纭,大者有二,即“战死”和“非战死”,前者又有“为炮风所震”、“中飞矢”、“中飞丸”等,后者又有“愤死”、“惊悸死”、“染疾死”、“溺水死”等。

蒙哥一死,蒙军立即向北撤退,合川围解。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率领的另一路进攻南宋的大军,已经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忽必烈虽接哥哥的死讯,本来还想继续打,但又得到他的一个弟弟图谋汗位的密报,于是立即率军北归。他打败异己、坐稳汗位、建立元朝,再回过头来全力南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是在1276年,攻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的据点崖山(属广东江门市)是在1279年。也就是说,钓鱼城军民击毙蒙哥,使南宋的寿命延长了大约二十年。

不仅如此。蒙哥攻宋的同时,还派了他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率军进行自成吉思汗以来的第三次西征。蒙哥死时,西征军已经占领了叙利亚,准备进攻埃及。旭烈兀为支持忽必烈继任汗位,率大军东还。留下的一万蒙军被十二万埃及军队消灭,这是西征军的第一次惨败,蒙古的军事扩张也随之由颠峰突然衰落。若非蒙哥死于钓鱼城,世界历史恐怕会是另一种写法。
 

临安沦陷时,钓鱼城的守将是张钰。他在孤军奋战的同时,还在城内造了一座皇宫,派出数百人到东南沿海寻找狼狈逃窜的南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以图接回二王重振河山。忠心可鉴,却也可叹徒劳。
 

钓鱼城最后也不是被攻破的。连续两年大旱,城中粮草无存,在元军的继续强攻下实在无法坚持。守将王立在保全城中军民性命的条件下投降,正是崖山被破的同一年即1279年,从1243年起的36年抗战于此结束。忽必烈果然下旨对钓鱼城“秋毫无犯”,可见他作为元朝的开国之君,确有比他的父兄高明之处。
 

钓鱼城的建造者和三任守将的下场都不好。余玠在昏君和奸臣的合伙折磨下,“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王坚功高,为权臣贾似道所忌,被调离合川,最后在安徽和县郁郁而终。张钰后来守重庆,城破被俘,“解弓弦自经厕中”。王立开城降元,带来的问题就不是生命,而是名声。有人说他对钓鱼城军民“实有再造之恩”,有人则说他是“可耻的叛徒”。
 

公元2010年7月10日,钓鱼城抗蒙保卫战结束731年后,我来到这里。那天下着小雨,我在城墙上站立良久。城墙已经历代重修,仍可见当年的壁垒森严。我沿着城墙走到那座最具气势的城门——护国门。城外山下,嘉陵江缓缓流淌,几只小船悠然飘荡。嘉陵江应该还是那个样子,但今日的江水已不是那时的江水了。
 

还有不少那场战争的痕迹没被江水带走。武道衙门、军营、水军码头、炮台、粮食加工场、兵工作坊和皇宫的遗址,以及曾为守城军民水源的大天池、宋军曾出城偷袭的暗道、王坚纪功碑、历代后人的相关题刻,都静静地躺在那里。
 

静躺在那里更久的是一座悬空横卧的唐代佛像,在崖壁上凿成,身长11米。佛像旁有题刻大字:一卧千古。当地有民谣:“你倒睡得好,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来保?”
城里与那场战争无关的名胜不止那座卧佛,还有千年古刹护国寺,我去时在装修而不得入,这是在当今中国旅游经常遇到的遗憾;还有千佛崖,计佛像2775尊,几乎全毁于文革,当时公社派人砸一个佛像、记一个工分。
 

钓鱼城以山得名,钓鱼山则得名于一个荒诞的传说。说的是远古时三江洪水泛滥,逃到这座山上避难的民众饥饿殆毙,突然有巨人从天而降,立于山巅巨石上,持长竿从江中钓起鲜鱼无数,使灾民得救。看来那位巨人也奈何不了蒙古大军,不然在城中军民那么艰难困苦的时候怎么不出手相助呢?
 

我那天在城里停车场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小饭馆还卖书,我买了两本,池开智编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合川·钓鱼城  一座震撼古今的城寨》,刘道平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这两本书为我这篇小文提供了许多资料,我估计在别的地方不容易买到。

卢炬甫
2011年9月30日

 

好望角

 

今年6月,我去了南非共和国。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第二次进入南半球(第一次是2007年的巴西、阿根廷、秘鲁之行)。对我来说,此行唯一非看不可的景点是好望角(而更多的中国游客更有兴趣的是那里的钻石)。
 

我最早听说好望角,和很多人一样,应该是在初中的地理课上。我常喜欢面对世界地图久久发呆,好望角是我心驰神往的目标之一。据资料,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奉其国王之命探索绕过非洲大陆通往印度的航路。他率领的船队于1487年8月出发,沿非洲西岸南进,约于1488年1月,被风暴裹胁漂泊了十几个昼夜后,稀里糊涂地绕过了好望角,到达南非东部海岸。返航途中,他们再次经过好望角时却是晴天丽日,因而看清了这个突兀海角的容貌。迪亚士将其命名为“风暴角”,但是他并没有到达印度。1497年11月27日,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并于次年5月20日驶抵印度西海岸,又于再次年即1499年9月1日前后返回里斯本。至于“风暴角”由谁、因何改名为“好望角”,一说是迪亚士时的葡萄牙国王,意在绕过这个海角就有望到达遥远而富饶的印度;另一说是达·伽马从印度满载而归时的另一位葡王,以示此海角果然带来了好运。
 

好望角(英文The Cape of Good Hope)位于开普敦(英文Cape Town,直译就是海角城)市郊。开普敦很美,导游说是世界上最美的几座城市之一,据我所知此言不虚。气候宜人,市区繁华,随处可见大海,海边特制茅草屋顶的别墅,而且社会治安很好,不知为什么很少听说中国移民选择这里?
 

早餐后车子从市内开出,走走停停,看了十二使徒山、海豹岛、企鹅湾,吃了一顿龙虾饭午餐,终于进了好望角景区。很使我意外的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自然保护区,据说面积有7750公顷,完全保持着原始的荒凉。过了售门票的小房子,是一条窄窄的柏油路。路的右边是咆哮的大西洋,几只鸵鸟在岸边觅食,听惯了天风海涛,也毫不理会身边的游人。左边是起伏的山丘,丛林中可见几头非洲羚羊(也许是叫牛羚吧,的确体大如牛)。
 终于到了好望角地标,竟然如此简陋!只是半人高的木牌,牌上的大字是:好望角,小字是:非洲大陆的最西南点,还写有:东经18º28′26″,南纬34º21′25″。
 

面对木牌,右边是大西洋,左边的印度洋被一座小山遮挡。有些游客在爬那座山,依我的习惯是一定要爬的,但导游说时间不够,只好上车,绕道开到一座缆车站。乘缆车上去,就到了山顶。山顶上立着那座著名的灯塔,建于1857年。塔前的路标指着北京的方向,并写明距离是12933公里。
 

我向南方极目望去,水天相接,浩浩荡荡,渺渺茫茫。导游一再提醒说这里其实并不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点,因此并不是严格的两洋分界处。但是,我左边的远处肯定是印度洋,我看到了两洋潮水的交汇。
 

有什么诗句能匹配眼前的景象呢?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他面对的只是一条河。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他面对的只是渤海。他们都没有见过大洋。见过了大洋的呢?郑和,中国人引以自豪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到达这里呢?
 

当然不能说是迪亚士或者达·伽马“发现”了好望角。好望角就在这里,古代非洲和亚洲的海员早已多次经过,但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给这个海角起名(也许起过吧,但没有流传)。

 我去过郑和的出生地,滇池南岸的晋宁县昆阳镇,那里有郑和公园。我去过福州长乐的闽江出海口,据说是郑和某一次下西洋的出发地,那里矗立着他的巨大石像。自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曾七下西洋。他的舰队当时独步天下,航行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组织之严、技术之精,绝对是史上空前。他最远曾到过非洲东岸,今日海盗猖獗的索马里。据说他曾询问当地土著的首领,这里是不是大海的尽头,首领摇头。今人已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不继续南进,更不知道他率领大军究竟想干什么。他们像一阵风,来了,又走了,没有留驻,没有攫取,是宣示国威、是开展贸易,甚或是寻找那位失踪的建文帝?恐怕只有他和他的领导永乐皇帝知道了。

郑和最后一次航行时在船上积劳而逝。紧接着,海上派突然崩溃,陆上派全面胜利,朝廷闭关锁国,汉唐大气荡然无存。尤其令人不可思议又扼腕叹息的是,存在皇宫里的郑和航海日志被付之一炬,第一手资料没了,苦了今日的中外历史学家求索、争执而不得要领。如果说,明朝是中国的世界地位由先进到落后的分水岭;那么具体地说,郑和下西洋又戛然而止,就是中国由高峰跌入深谷的转折点。
 

当达·伽马的船队驶过印度洋的时候,郑和的舰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达·伽马及其背后那个看似很小、自然资源贫瘠的欧洲,就不是郑和和他的明朝了,他们有全新的价值观,有囊括世界的眼光、明确坚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巧取豪夺、占领、殖民、上演着一幕幕“蛇吞象”的戏剧。也许可以说,郑和由索马里退回,迪亚士越过好望角,公元15世纪的这两个事件正是中国和欧洲、或者说东方和西方此消彼长的标记。
 

这种此消彼长是必然会发生的。强汉盛唐不可能持续,因为我们中国人只有陆地、没有海洋,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经验堆积、没有逻辑思维。我们历史上有商高定理、祖冲之圆周率,凤毛麟角而已;有“天如伞盖,地如棋盘”、“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更只是含混猜测;老子《道德经》的确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只五千言,语焉不详。人家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地心说的宏伟严谨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的煌煌巨著,真使我们汗颜。欧洲也有过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但正是古希腊文明使他们苏醒、复兴,后来又有了由一批最富创造开拓精神的欧洲人建立的美国,有了亚洲唯一的学西方成功的国家日本。
 

今天,这种延续了数百年的“敌强我弱”态势是否正在重新转折呢?我不知道。中国的移民、商人、工人、官员、学生早已遍布世界。在开普敦市内酒店吃早餐时,餐厅里几乎都是中国游客。但在好望角,除了几个同行伙伴,没有见到我的同胞。自从有了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在商业上就不那么重要了。印度洋上,中国的军舰在为商船护航;所对付的海盗蟊贼,也许就是那位曾与郑和对话的土著首领的后裔。今年初,利比亚动乱,中国政府由海陆空大规模撤侨。正好有一艘军舰“徐州号”在亚丁湾海域,奉命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协助撤侨。这不是中国军舰第一次来到地中海,但一些中外媒体仍然分析了其象征意义。
 

在缆车站的旅游纪念品店里,我买了一只鸵鸟蛋壳,上面有好望角地形和灯塔的彩绘。
车子经售门票小屋开出景区的时候,我又在想,这样一个地标若是在中国,现在必已建起重重大门、竖起高碑、大书名人题字、到处楼堂馆所,换来是人声震天、垃圾遍地,什么鸵鸟、羚羊,连毛都见不到一根了。

卢炬甫
 

2011年9月24日